十七岁那年，我跟随养母从纽约搬到了挨着加州首府萨克拉门托附近的一座小镇。因为我从来没有记住过它的原名，所以暂且就叫它橘子镇吧——我记得橘色的余晖总是将高速公路揉捏成一条口香糖，卷起几道蜿蜒的拐角，就到了我们这座名不见经传的小镇。镇上住着大多是传统的中产阶级家庭，有些人每周日都会去小教堂做礼拜的那种，都是清一色的白皮肤。所以当我顶着一张亚洲面孔陡然现身于此时，一开始的确是引来了许多注视，但渐渐的，他们又将目光投向别处了。毕竟地球还在旋转，而我始终站在家门口院前，静默着，像一棵无趣的棕榈树——没有悲喜，无花无叶，对于爱凑热闹的美国人而言自然毫无看点。

小镇的原名是用西班牙语写的，镶刻在一块路口处的柏树牌匾上。一串歪歪扭扭的字体，潦草又随便，像一条在朽烂的历史枝桠上爬行的毛虫。初来乍到的时候，我第一眼看到那几个字母，突然想起了被我用壁炉烧掉的所有高中课本，其中就有一本《入门西班牙语》。它总是被闲置在角落，蒙着尘，以至于熊焰的火舌逐一吞噬那破旧的书页时，我分不清那究竟是它自己的灰烬还是颓然的时间。自从我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辍学之后，我就清空了房间里所有的书，像掐死一道色彩斑斓的彩虹，干脆又果决。在我的房间里，有一扇关不紧的窗，就这么紧紧地拥着那不止的冷雨，敲打，嘶吼，将整个十一月的深秋震荡得破碎不堪。我正出神，盯着窗沿处缓慢渗出的一丝盲目的光明，灰蒙蒙的，像是陌生眼眸里下沉的阴郁。我想比起阳光，我是更熟悉阴霾的滋味的。

从前在孤儿院的时候，我就一直不怎么爱说话，也不擅长与人打交道。我的舌尖总是像被野蜂冷不丁地蛰过，变得僵死而迟缓，吐露不出只言片语。即使是搬进了现在的家，那些内心深处的积郁，也依旧因沉积的毒素而逐年恶化，变得肿大而丑陋，在无人知晓的夜里，开始流淌出邪恶的血泪来。有时从心理医生的诊所出来，偶尔会赶不上空无一人的末班车。往往又是夏天，我将自己缩在一条宽松的白色睡裙里，幽灵般便沿着笔直的公路摸爬着回家去。一根根晃眼的路灯立在我身旁，像一颗无人问津的孤星，只有零星几个飞蛾在不知恬耻地盘旋着，扑打着光，贪着热。那些微弱的灯，打在我的脖颈上，痒痒的，把影子拉得很长：其中映着整个加州夏夜流动的稠腻，还有远处地平线下，低吼翻滚着的漆黑涟漪。

昨天夜里，我又一次地失眠了。先是隔着枕头听见了隔壁摔门而出的声音，然后只见一楼客厅的堂灯忽得亮起，烧得我视线酸胀而疼痛。一顷刻，我想起了原来纽约的家里有一座壁炉，里面烧着我所有的书，我的梦想都化作了扑进我口鼻的呛人灰烬。只是搬到加州后，冬天犹如绝迹了一般，消亡在这片怪诞的土地上，以至于我们的新家里，再也没有那跳动的火了。我踌躇着，正犹豫是否要下楼，就听见车库引擎发动的轰鸣声，一束刺目的车灯刷地点亮了整座漆黑的小路，随着一声引擎的怒吼绝尘而去。胆小的月亮早已躲起来了，还挂着几颗芝麻点大的明星，横七扭八地铺在黑丝绒的夜幕里，像断裂的项链坠子滚出的一溜碎钻。我嗅着喧嚣的口气，还有徘徊在窗棂处流动的夜，遮遮掩掩地藏在被风吹起的白窗帘后面，我知道它们都在盯着我看。但那些视线是冷冰冰的，没有什么温度，不会点燃或是烧毁任何东西。于是，我放心地拖出一只床底积尘的行李箱，打开了夹层间的小暗格，里面还躺着一本安静的书——是一个自杀的美国女诗人的遗作。自从被我养母惊慌失措地从燃烧的壁炉中抢救出来后，就被压在行李箱里，像一具被折叠的纽约的美丽尸体。

屋里的指针还在滴答响，划破皮肤上跳动的阴影，走过一路的怅然。我想他们一时半会吵架是不会回家的了，整个房子空荡荡的，独留我一人孑然守着这似乎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。于是，我重新翻开那本诗集，感受着熟悉的疼痛在页角和指尖来回穿梭，仿佛有一根无形的针，将我的灵魂和悲剧严丝合缝地织成了一团，看不清颜色的乱麻似的云。那是我短暂的十七岁里最长的一天，我枕着地球上最后的白夜，缩着身子，睁着眼睛死去。